(短篇)捡弹壳的人

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捡弹壳的人

今天是 2040 年 1 月 1 日,我们在一家火锅店里坐着。她就坐在我对面,网上大家都叫她纸猫,今日一见,确实很像猫,个子小小的,头发蓬松,背着红色挎包。火锅在我俩中间腾出一道烟雾,我没说话,因为我在网站上把自己标成写诗的,这里显然不是个讨论诗的地方。她是搞摄影的,就更不合适了。

我从小就相信一种说法,所谓约会,就是把这辈子经历过的尴尬事轮流说出来,两人捧腹大笑,再决定下半辈子要不要一起过下去。于是我先开了口,或许是有些心急,不知怎地,就讲到我家里的往事,我还记得,那是我外公捡弹壳的故事。

一九八几年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,村里正准备摩拳擦掌大分土地,从隔壁县迁来一个军区,把几片野山头包下了。按理说也不影响种地,可是每到一季,就要方圆十里地赶人,旁边的地种不得了。村里的人站在这边山上望,啥也看不见,只听见隆隆响。有人说,在炼钢,有人说,在造飞机,不能让人看着,最后打听明白了,是演习放炮。

村长家的老婆子说,天啊,炮弹不长眼,哪天给人打着怎么办?村长放下烟斗,不是说了吗,别往那山里去,炮弹不长眼人得长吧?咱们人民子弟兵练武呢,炮弹一响,我们要振奋,敌人都要抖三抖啊!他这么一说,村里几个胆小的妇女都不敢发抖了,自然,也没有人提那几块地的事儿了。

后来,那声不响了,可没有人敢往山底下去。突然在一天有雾的夜里,北村精壮的男人大半没了踪影,直到清晨,扛着好些个箩筐满载而归。妇孺们探头一看,带着些泥巴,却仍然亮锃锃的……

哇,筐子里是啥?纸猫把一盒牛肉扫进锅里,一边好奇地问到。

弹壳!有钢的,有铜的,都是军队打了靶,留在场上没收去的,被他们捡回来了。当天就用牛车送去集上,卖了个好价,没人知道。

子弹壳能卖很多钱吗?她捋了捋棕色的头发。

不是子弹,是炮弹。我跟你说吧,不是捡的,要靠挖的,泥里几米深的弹坑,挖出来,有暖水壶这么大。

当年外公就是挖弹壳大队伍中的一员,怕让别人看见,都是晚上偷偷地去,打着火把,后来有钱了就换成大手电。一开始还怕挖出哑弹,不敢下重手,后来有经验了,铁镐头打得哐哐响。子弟兵也很配合,每年一季,隆隆响过一阵之后,再不出现,任由他们挖去。起先是北边离得近的几家带头上山,后来消息传开,整个村的人都想去挖两镐子。村长肯定是知道了,每天在稻田里巡视,脸上似乎带着些不乐意,随时要发作,可后来他突然慈眉善目起来,想明白了,北边几块地不种庄稼,每年一季,收成一点不比南边两季的地少。

既然无人阻拦,人们的胆子越挖越大,以至于白天也上山,省了跌跤和电池钱。有一年炮弹出奇地多,原先是十步有一个,那年是两三步有一个,直挖得人们眼冒金光。后来就有流言传开,说有一户和军队里关系好的,拿着酒送了一圈,去看演习,演习上营长指挥放炮,那人把解放军的军威一通夸,说,炮能可劲放,老百姓才安心。营长一高兴,又放了几轮,所以炮弹才这么多。这话一看就是扯犊子,但偏偏颇有市场,而且流言的军官越传越大,从营长到旅长团长,传到军长才罢休。

说到这,我想起我的老板。我进公司的第一个月,他把一大堆人找到会议室里,那里有一圈极软的皮椅子,四壁上挂着草行篆楷等等题字。老板讲起话来滔滔不绝,而且(似乎因为家里在军区干过)言必称大炮,颇有张宗昌的风范。他向东打了一炮,成了,于是有了这个公司,向西打了一炮,成了,于是有了我的部门。最后他说,他要打第三炮了。他拍着我的肩膀,年轻人好好干,解决技术问题,你就是我们最强的炮弹。大炮一响,黄金万两!当时搞产品的小孙也在旁边,端着他惯用的微笑。我不知道炮弹是不是个好比喻,我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一幅画面,老板穿着军大衣,拿着望远镜站在山头上。小孙站在我后头,昂首挺胸,像一个合格的炮兵。我呢,压低了重心,像一枚很有觉悟的炮弹,只等小孙踹一脚我的屁股,我就嗷嗷叫着向所有低头刷手机的人扑杀过去。

小孙比我来得早,相应地,在老板面前也自在得多。他见证了新部门建立的那一炮,故总以老资格自居。按照我外公的理论,他一定是捡到弹壳了,所以得了便宜。我花了几个月来研究他到底捡了什么弹壳,可他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破绽,和他的职位贴得天衣无缝。后来我在朋友圈里看到,他要结婚,他在婚纱照上浅笑,身旁的女人笑得合不拢嘴。我才想明白,他自己就是那个弹壳。

我和纸猫第二次约会是在一家咖啡馆。说实话,我去相亲有几分和小孙斗气的意味,但另外几分是什么呢?我也说不清楚。也许是受了某几个欧洲女作家的影响,我曾以为咖啡馆是个优雅之地,后来我明白了,咖啡馆是一个不点喝的就会感到羞耻的地方。

我们点上喝的,没有火锅的烟雾,我们可以好好看看彼此。这次她换了一件毛衣,放松地瞅着我,眼眸隐藏在阴影里。我为什么叫纸猫?她笑了笑,因为我叫王芷苗,纸猫这个外号从高中就有了。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,她伸出手来摸了摸我的表带,是 CASIO 小方块,从高中一直带到现在,就像她的名字那样。我盯着她的面庞,或许不应该想得太多,谁说小孙不是真爱呢,谁想笑就笑吧。

我滔滔不绝,奇怪的是,一切话题都归结回我外公的往事。当年的外公决不会想象到咖啡、海报和卡座,更不会想到自己的故事会飘到这些东西中间去。

外公用得来的钱买了一辆单车,载着年轻的外婆在土路上一颠一颠地骑去。两边是望不到头的庄稼,外公只管向前骑。如果只是买单车,倒没什么可稀罕的,但外公还会修单车,这就有些了不得了。

在那些日子里,外公就这样挖着,用自己的力气,挖出自己的生活来。报纸上说,农民朋友们听到稻子拔节的声音,心中就充满丰收的喜悦。我不知道外公是不是真能听到稻子拔节的声音,只知道放炮的那一季里,北村挨得最近的几户人家听着隆隆炮声,心中是按耐不住的狂喜。可惜好景不长,上面准备派下来军代表,说不准再往山里去,把村里的人吓了个没声。广场上围了一圈人,村长家的老婆子颇为夸张地摊了摊手,秀才遇到兵,有理说不清啊!这回村长没搭话,他在屋里躲着呢。

后来讨论的结果是,派一户人家招待,另派人引路接话。外公就是那个引路的,他用自己的单车载着代表,在田野里转了一圈,不知怎地,事就消了。属于炮弹的时代,或者说,属于弹壳的时代,就此结束。

外公到底说了什么?我百思不得其解。第二天回到公司,老早就看见小孙在我们部里候着,他说,上面要做一个人工智能辅助社交,跨时代的产品,你有什么想法?我弯腰摁开电源,说,能有啥看法,上面指哪儿我就打哪儿。他一笑,摁住我的肩膀,这就是你缺乏用户思维了,凡事要从用户出发去想,咱们老板,就是第一个用户。我说,现在沾上 AI 就是蹭个热度,文章也是,什么小说新闻都要沾上一点。他作嗔怒状,这不能叫蹭,这叫宣传,你还是思路没有打开。

我还想争辩,突然看到他的电脑屏幕,跑着十几个窗口,都在自动写小说,其中一个写着“林黛玉倒拔垂杨柳”云云,我一下子就蔫了,不再说话。他滔滔不绝,我根本懒得听,自顾自地想到,工具在进步,原先是滑膛炮,一发一响,后来是电磁炮,没了弹壳,再后来是激光炮,连弹头也没了。小孙捧着电脑,那电脑跟他一起向老板微笑,就像他手持激光枪四下开火,一团团子弹散得无影无踪,而我,作为一枚纯铅的炮弹,被埋藏又挖出,鉴定为拿破仑时期的遗物。

我正出神,听见小孙说,你不能让用户去算,你要让他们感受,感受!懂吗?这个词扎进我的耳膜,我一下子想起高中的某个夜晚,我把新诗偷偷挂在走廊上,像是做了一件莫大的好事。语文老师是个有些吊儿郎当的中年人,结课时说,记住了,我们讲的这些分析法,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都是放屁、马后炮,他们靠感受,感受!懂吗?我突然大吼一句,老子好歹也是!小孙愣住了,我笑一笑,意识到自己失了态,怎么说,我也是个工程师啊。

纸猫和我提出分手的时候,我并没有感到意外。说实在的,我俩没有一点恋人的样子。我们坐在咖啡馆里,既然分手了,就没有什么好聊的,只能认真地喝着咖啡。她搅着一杯卡布奇诺,我的是一杯美式,不能说话,嘴里只剩下咖啡的苦味——这不是一种诗意的修辞,而是客观事实。我突然想到,谈了半天,我没有提到诗,她也对摄影不置一词,我们默契地回避了自我标榜之物,或许这正是小孙说的宣传,我也无师自通了。

我感到有些恶心,这一定是咖啡喝多了的缘故。

我们在咖啡馆门口道了别,从此再没见面。我没有什么遗憾,如果说有,那就是外公的故事还没讲完。他在自行车后座上搞定了外婆,又搞定了军代表,二十世纪的单车居然有此等魔力,令人钦羡。

大半年后,收到高中同学的电话,他说他的片子投给电影节了,问我认不认识本地作协的几个人,帮他拉拉票。什么片子?《金凤东来》?好,《金凤东来》。我挂了电话,打开电影节网站,打算先验货。在短片的榜单里,我一打眼就看见了,在最起首处。

《捡弹壳的人》。

导演正是那个王芷苗。

我把什么《金凤东来》抛在脑后,点开了排行第一的链接。屏幕黑下去,现出五个大字。在那短暂的几秒钟里我想了很多。已经奔三了,还被女人耍得团团转,这姓王的真是个婊子!再一想,我被耍了啥?换做别人,我倾家荡产也够了,可我摸摸上下身,钱,没少,名,没少,少了点故事,故事而已。这也够怪的,陪我玩了个把月,就为个故事。我想,如果是高中的时候,有女生跟我谈,就为了骗走我一个故事,我会自豪一辈子,可糟糕的是,我到底已经三十了。

正当我胡思乱想着,片子开始放了。我看到大片的田野,绿色的秧苗,黄色的泥水,远处群山青灰。我看见生锈的镐头,忽闪的火把,在人们肩上起伏。我看到了那条无尽的土路,年轻的外公在路上走,皮肤黝黑,骨节粗大的手拿着一枚弹壳,嘴里叼着土烟。我越看越觉得,我对外公的了解还是太少太少……整部片子没什么声音,老婆子向人群喊叫,没声,滑膛炮猛地向后一顿,没声,只有人们私语时,发出一种窸窸窣窣的、不可辨认的狂喜。从全国各地拢来的穿军装的棒小伙子,在这片野山里流汗、吼叫、轰鸣,发射,发射,发射,他们的汗水护得一个国家形形色色的人,也无心地,额外成就了一个村子的生活。

外公骑着单车,任由外婆环着他的腰,黑发翻飞,在土路上骑向远方。画面一点点暗下去,突然平地里一声炮响,吓得我一激灵,如同筋骨俱裂。我就像一颗炮弹,在一声巨响中痛痛快快地发射出去,什么也不计较了。也许我早就发射了,只不过今天才响,也许……

我在黑乎乎的屏幕上看到了王芷苗三个字,狡猾的女人。我笑了笑,这压根不是爱情,是另一种奇迹借用了爱情的名字而已。她才是那个捡弹壳的人,写小说的,拍电影的,都狡猾得要命。我看见她在高楼间穿梭,像猫一样,捡了一个不够还要捡下一个,我看见她买了自己的单车,蹬着去找那个对的家伙。如果人类要灭绝,她一定是最后才死掉的那几个,甚至排在小孙之后。

想对2024说的话 / 《捡弹壳的人》小注

在开年之际写这篇小说,第一个原因就是自省。

我在相对松散的环境中长大,从小开始,脑海里住满各色人等,有好的有坏的,鱼龙混杂。我的直觉染上了各类习气,如果我缺乏主见,我的行为就会是周遭人物的平均。

后来我学了理,学会了冷峻,学了文,学会了轻柔。命运给了我机会,让我站在高处,于是我直觉中的种种杂质都被压制下去。可它们没有消失,而是潜藏,仿佛写在我脊背某处,我想洗刷它们,使劲伸手,却够不到。

我想,如果我引以为傲的两条腿,感性和理性,全部被齐齐斩断,我会如何?我会低到尘埃里去,不仅如此,因为那些暗伤,我还会比其他人腐烂得更快。

我回忆自己的童年,遗憾的是,我的家庭,我的老师,我的朋友,都没能教会我怎样做一个男人。

我一直在观察,做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?我逐步发现,小孩子撒谎,打架,拉帮结派,甚至偷盗。大人饮酒,奉承,吹嘘,关于性不是庸俗就是极端保守。大多数青年人除了看球和打球什么也没做。

当然,这种发现极度偏颇。也有许多好人,比如我爸,正直且诚实,还有我的朋友们,创造了很多我欣赏的事情。但那不够。

我为什么总记得这些脏东西,不是我自找苦吃,而是因为,人们不坏时,就平庸。

男孩子在课桌上写作业,下课了,他们就在街道上疯跑,轮流奚落那个扮演丧尸的傻帽。白领们在办公室里写文件,下班了,他们就坐到酒桌或者大排档上去,旋转着勾肩搭背,大声夸口,互开玩笑。

我冷眼旁观,遗憾地发现:在写作业和写文件时,他们不像一个男人,只是一个人。而当男孩子们激动地逃离那个被孤立者时;当事业有成者端着酒杯,喷着酒气夸赞另一个点头哈腰的后辈时,他们能得到一种共同的,隐秘的窃喜。这种窃喜,让他们突然清晰地发觉,自己是个男人。显然,这不是唯一的方法,但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,这是唯一的悲哀。

换句话说,为了不平庸,人们坏。别的方法太难了。

当然,有一些乖孩子下课了仍然忙作业,有一些好大人下班了仍在上工。他们也好不到哪去,连男人也没当过。

我希望有人来笑话我见识短浅,那样的话,我们还有救。

小时候,我没有见识过哪怕一个好得出奇的人。我没有见识过英雄,哪怕是幼稚的扮演。我没有见识过诗人,哪怕只是自命不凡。我没有见识过任何一个有胆量自称善良的男人。或许我身旁有这样的人,但他们不说话,于是我的童年就这样过去。

坏得出奇,容易,好得出奇,很难。但是,见多了坏蛋不可怕,遗憾的是一辈子没见过活的好人。

我得到的最好的教育是在书本上,可是,那要等到高三,是王小波的《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》:身高一米九零的落魄诗人站在海水中,为了身后学生,抵抗大浪汹涌。

除了如何当男人,另一件让我从小感到困惑的事情是“占便宜”。

如果和数学课代表关系好,作业就可以不交。如果跟领导“闹一闹”,糊涂案就能得到有利的处理。我觉得它们非常“不对”,但现实总让我吃亏,而且还要取笑,“不会占便宜”。我无法忍受,下定决心当一次坏人,却被抓成了典型。我既无动机也无技巧,纯纯的傻帽一个。

后来我明白了,有些规矩本身就是垃圾,我们不是为了符合某种社会规训而活,人人都要混自己的日子。混日子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没人看也要立正,随便找个地方一站,从早到晚,那不是君子,那是狗,君子在忙有意义的事情,要站,也站在值得守护的地方。

我解脱了这种洁癖,开始观察众人。我看到许多伟大的事业在摸鱼中产生,人类在规则的缝隙中捡到一次又一次奇迹。然而这种下探没有尽头,所谓混日子,何时是散漫何时又是变通?似乎一切都差不多,我朴素的赤诚如今已有疲劳的迹象。但无论如何,我恨那些占了便宜还要嘲笑老实人的人,我恨这些东西,至今依然。

综上所述,我把伟大的事情抽去,想象着自己庸俗的未来,写了这篇小说。

你可以看到:乏味的相亲市场,被消费主义绑架的咖啡店,想象力匮乏的男性凝视,老板的浮夸,同僚的嫉羡,娱乐与荒诞,以及最后站在荧幕上的,永远活在追忆中的田园生活。

《大淖记事》中那种坚韧且清新的生存主义,如今已经失传,被贪婪与市侩冒充。捡弹壳就是捡便宜,这一点千真万确。可实际情况是,单车上的“外公”能潇洒自如,因为他生存了就是生活。“我”在六十年后的今天,欲捡弹壳而不能,因为“我”已不知生存是为何。

这无疑是一篇充满男性形象的小说,仅有的两位女角色没分到多少笔墨。我沿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土文学,清晰地看到语言中遗传的革新力和大男子主义。到了现代,角色翻转了,女性不再是自行车后座上的附属品,而是独立的,甚至是野生的。她躲在一切庸碌背后,在高楼间穿梭,不需要支援,去寻找那个对的自我。

这篇小说里没有真正的当代人,除了王芷苗,可她也不是个干净的人。结尾在回答,当一切道德和理想都死亡,谁还能活下去,谁还能替我活下去。看到我有一些顽强的同类,也应释然。

女权主义认为,只要让两性社会地位达到均等,女性就能拿回理想中的自由。作为一个男人,我觉得这种希望恐怕要落空,因为我十年碰壁发现,不论谁夺谁,男人手里也没有自由,男性现有的社会形象陷于无知和沉默。答案不在过去,而在未来。自由不是分出来的,是创造出来的。我不是女人,女性的反思和憧憬、严峻和轻盈皆不是我的任务。我首先想明白我自己。想起舒婷的《致橡树》,我毫不怀疑女人有她们自己绝好的想法。

孙犁曾说:“看到真善美的极致,我写了一些作品。看到邪恶的极致,我不愿意写。这些东西,我体验很深,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,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。我也不愿意回忆它。”

我曾天真地把这当成自己的座右铭。后来我明白,漂亮而有生命力的东西是极少的,一辈子也遇不上几次。善与恶的分界线也绝不清晰,大多数人都是一种漠然的灰色。想要写,避不开这灰色。使轻者上浮,重者下沉,浊者复清,也是首要之事。

写到一半,我想起了身体里的那些杂质,在这庸俗的语境下它们蠢蠢欲动。

于是我做出了很有勇气的举动:我全心全意地扮演那个庸俗的自己,借我之口,借我所有的文学训练和文学才能(如果有的话),让他痛痛快快地说。我说着也旁观着,清晰地读出了我口中的老气,我的滔滔不绝,我的眉飞色舞,我无趣而不得不下流,我无识而不得不吹嘘,我对女性无知却又自以为是,我对朋友无情却又挑三拣四,我不甘合污却又妒忌赃物,我不敢大吼却又自命不凡,我向往超越却害怕在俗世中吃亏,我爱上人间却仍然崇拜永恒的墓碑。

我仿佛看见了那个可怜的,小小的我自己,因为没有见过,什么是好人,什么是男人,不得不把眼前的次品嵌在心中,勉强运转。今天,我摸到了,并摘下那些嵌在我身体里的赝品,将它们放归原处。

我在一个富有笑声弹性的故事中得到救赎。

这时,又读到了纪伯伦的《我曾七次鄙视自己的灵魂》:

我曾七次鄙视自己的灵魂 第一次,它本可进取时,却故作谦卑; 第二次,它在空虚时,却用爱欲来填充; 第三次,在困难和容易之间,它选择了容易; 第四次,它犯了错,却借由别人也会犯错来宽慰自己; 第五次,它散漫软弱,却把它认为是生命的坚韧; 第六次,它鄙夷一张丑恶的嘴脸,却不知那正是自己面容中的一副; 第七次,它侧身于生活的污泥中,虽不甘心,却又畏首畏尾。

我也该好好鄙视一番,趁着意气尚存,赶在春天之前,排出灵魂中的脏污,将它们狠狠锁在纸上——文字就应该这样用。然后,我将要看清,我将要大笑,并超越它们。

让我们喘口气。在电影《Flipped》中,外公曾对布莱恩说:“有些人浅薄,有些人金玉其表败絮其中。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彩虹般绚烂的人,从此之后,其他人不过是浮云而已。”

闭上眼睛,我还不能想象彩虹,世间诸事在目,也不甘做得浮云。我害怕有天自己真的变成一个败絮其中的人。除了去尝尝彩虹,我想,另一个方法就是把那些败絮拿掉,有多远丢多远。

执笔如剑,我在此追叙《魔戒》中人皇阿拉贡在魔多城外的宣言。彼时黑云压境,人类岌岌可危。

“从你们的眼中,我看到了同样占据我内心的恐惧。” “也许有一天,人类将失去勇气,抛弃友谊,断绝一切联盟。” “但绝不是今天。” “也许有一刻,豺狼将攻溃我们的防线,人类的时代将会走到尽头。” “但绝不是今天。”

写这篇小说,还有许多缘由,那是文学的事情。关于文学,我不必多说。

我曾发誓不再给自己的东西作注,因为我之前干过这种事,结果都是画蛇添足。今天,于年关之际,特别破例一次。主要是为我自己。

每一位读到这里的友人,谢谢你们清澈的诚,我应献上我笨拙的真。江湖路远,希望有缘再见时,我能落落大方,无愧亦无悔。

终究是本性难移,我注定要接着追逐那些漂亮而有生命力的东西。《捡弹壳的人》,也就到此为止。

2024,繁花未开,我已醒来。